画完那副塔罗她说报酬很少

01先把这份工作做完

帕梅拉在信中还担心彩色石版印刷的效果。我们现在很容易把这副牌当作早已完成的经典；在她写信的那个时刻，设计刚刚交出去，印刷尚未成为可以拿在手里的成品，下一步依然带着不确定。

她答应寄一副牌，也寄一些原稿，希望有人喜欢。这是委托完成之后的下一步工作：图像要经过印刷，她也继续为原稿寻找买家。一副牌进入出版，尚未替画家解决谋生的问题。

信里没有完整账目，我们还无法把这份报酬精确换算成今天的收入。但她的评价很清楚：工作很多，拿到的钱却少。沿着她其他出版和制作经历继续看，就会知道，画画对她不只是表达，也是一件需要谋生的事。

02她已经试过为自己办一本杂志

塔罗委托之前，帕梅拉已经在文学、插画和出版之间谋生。1903 年，她创办《The Green Sheaf》，用手工纸和手工上色制作一本小杂志。插图、诗歌与故事被放在一起，她也借广告页介绍自己和其他女性创作者的工作。

杂志很小，制作却很费工。在关于它的研究中，可以读到帕梅拉后来考虑降低出版频率、希望为其他工作腾出时间的记录。她试图为自己建立一个能够持续创作的地方，这个地方也要面对收入与劳动之间的落差。

这样的经历让牌面背后的人多了一层轮廓。她认识故事，也认识制作和出售一件东西的过程。绘画是表达，同时也是她需要继续做下去的工作。

杂志通过订阅和伦敦书店发行，后来又加入纽约售卖点。手工上色费时间，做完还得想办法出售。1909 年信中对印刷和收入的担忧，也就有了更早的背景：她已经亲自做过一本杂志，知道作品完成之后还有许多工作。

03她带着不止一种生活经验画画

在塔罗出现以前，帕梅拉已经在不同地方生活。Yellow Nineties 的研究梳理了她在伦敦、牙买加与纽约之间的成长经历：牙买加的口述民间故事、印刷中的爱尔兰传说，以及在纽约学习的设计方法，都进入过她的创作。

把她的履历缩成“画塔罗的人”，会漏掉这段长长的准备。

她也和舞台保持着联系。研究记录了她与演员 Ellen Terry、舞台创作者 Edith Craig 的合作网络。布景、服装和插画处理的是相近的问题：一个人物怎样被认出来，怎样的动作足以让观看者明白眼前正在发生什么。

我们可以用这一背景观察牌面，但不能把每个角色都认定为某位真实演员。

舞台经历也给看牌提供了线索。衣服、视线和站位都能说明人物正在做什么，前景与远处又让人想象画外还有事情发生。一张小牌可以像一幕静止的戏，让我们先看见动作，再继续想故事。

04人走进了那些小牌里

拿一张韦特—史密斯的圣杯五，画中人披着深色外衣，朝向倒下的杯子；圣杯六里，则有人把盛着花的杯子递给另一个人。图像里的姿态、距离与方向，已经构成了正在发生的事。

她做过舞台和服装设计，也写过民间故事。带着这些背景看牌，会更容易留意人物的站位，以及哪些东西在前景、哪些退到后面。这是理解她画法的一种角度，具体每张如何创作，还需要更直接的资料。

正因为图像具有行动和关系，人们可以从里面读出许多不同的经历。同一个转身，在某次阅读中接近失落，在另一次阅读中又可能接近不愿回头。画面的开放性让它们不断被使用。

05一枚小小的署名仍然留在画里

沿着这些图像的下沿看，会遇到帕梅拉的字母组合署名。研究者也在《The Green Sheaf》的封面与插图里辨认出这枚由 P、C、S 交织而成的标记。一个人的名字，既可以出现在出版物的标题上，也可以缩进作品的角落。

两种署名的可见程度却不同。读者可能记住盒子上的大字，未必会留意画面里的小符号。这也是重新整理她的作品时，图像、书信与非塔罗插画需要放在一起的原因：它们帮助我们确认创作，而不是只依赖已经习惯的牌组名称。

署名很小，但它把使用图像的日常与画家的劳动连接起来。重新整理她的作品时，除了继续解释牌义，也需要辨认哪些图像出自她的手、怎样被印制，又怎样在新的出版物里获得说明。一个人的贡献，由这些可以追踪的细节逐渐清楚。

06后来人们开始补上她的名字

这副牌长期以 Rider-Waite 的名字流传，名称里包含出版方和韦特，却没有画出这些图像的帕梅拉。学者 Elizabeth Foley O’Connor 在研究中，把这个缺席放回女性艺术家常被低估的历史背景。

2009 年，U.S. Games 推出以帕梅拉命名的百周年纪念套装；她的非塔罗作品、人物资料与牌组一起被整理出来。被重新看见的，还有她作为插画家、出版人和舞台创作者的一生。

再读那封 1909 年的信，画完后的报酬与后来图像的影响力，显出了很大的落差。今天我们仍在使用这些牌，也可以在说出牌组名字时，把亲手画出它们的帕梅拉一起记住。